西班牙著名詩人卡洛斯·巴拉爾（Car1os Barra1，1928-1989）曾經說過：“根據地理和歷史，我們進行觀察和思考。”這對于形容現代中式展柜設計中對社會文化要素中的傳統性、地域性的融合是非常合適的，只有通過對歷史上的中式展柜類型的理解和認知，對具有地域性、民族性風格的展柜形式的挖掘和抽象，才能夠在設計中完美地呈現蘊藏在其中的文化特征，而不只是依靠幾個紋樣、元素或符號的置換和移用來完成文化的象征和標榜。傳統和現代不僅存在形式上的差別和距離，在內涵性要素、文化語義以及深層審美結構上也存在著區別，因此過去的元素和符號不等于傳統，當然也未必適用于現代，尤其是在與人的行為關系密切的展柜上。傳統展柜中圖騰式的龍鳳麒麟、吉祥紋樣盡管具有明顯的傳統文化內涵，而且與其他傳統工藝、藝術及審美密切相關，但在現代人的審美理念中，這些要素卻很難與精工細密、光亮潤滑的工藝感和技術美相提并論，因此時代屬性中所決定的文化觀念、審美意識促使人們重新解讀傳統、認識傳統，在發展和變化中延伸傳統才是對傳統最重要的承繼。
在中西的文化傳統中，中國傾向于“中和”式的漸融、漸化的遞進發展，強調對矛盾事物、對立事物的兼收并蓄和“萬物為我所用”，因此中式展柜雖歷經數千年卻在形式、結構及內在意蘊上形成了“超穩定結構”，雖然裝飾紋樣千變萬化，工藝爐火純青，但整體特征卻始終體現出對外來展柜形式的吸收和包容。相比之下，西方文化則熱衷于對立統一”的斗爭、突變的質變過程新舊之間、過去與現在往往呈現出質的差異，新事物始終以一種絕對的優勢取代舊事物。這在西方展柜的演變過程中也可見一斑，從埃及展柜到古希臘羅馬展柜、哥特式、巴洛克、洛可可、維多利亞式展柜等古典展柜形式之間的反差和風格差異就非常明顯，而現代展柜出現后則幾乎完全替代了西方古典展柜的地位，而成為西方展柜風格的代表。現代中式展柜則兼有中西兩種展柜文化的特征，其對于中式的承繼體現了傳統中式展柜文化的遞進與銜接，而現代性則更多集中在對西方現代展柜文化的吸收和借鑒，而且在設計理念和生產模式上更多是替代性的質變過程，因此，在現代中式展柜設計系統的中觀層次中，如何在展柜設計中獲得傳統與現代、西式與中式深層次結構的和諧關系是解決展柜與社會文化關系的關鍵和重點，這也就涉及文化整合過程中理性邏輯與感性創造的綜合運用。
現代設計是一個從目標到實現的分析與綜合過程，不僅對生產方式、工藝材料等技術因素進行理性的、量化的分析，而且對于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也采用理性的邏輯方式加以考慮，因此在現代展柜設計中通常體現出文化內涵性與技術外在美的有機組合，日本設計師 Fumio Enomoto設計的“冥想”椅，韓國設計師 Jang Won Yoon設計的“刀鋒椅”和丹麥設計師 Ib Kofod-Larsen設計的扶手椅，都采用了現代極簡主義的外觀形式并體現出了精致的技術美感，但通過材料質感、形態語義傳達出了對各自民族性格與展柜文化的理性觀照。從中也可以看到，現代展柜設計不只是單純的外觀造型，而且涉及更為廣泛和復雜的材料處理、加工工藝和技術的問題，這就需要設計師對各種要素的綜合分析，尤其是對于有形的或無形的社會文化要素的觀照，僅僅憑借感性的形象思維往往使設計流于表層符號或裝飾元素的借用，而不能觸到隱藏在物質深層的文化意涵，這也就顯示出理性邏輯對文化整合的重要性。而隨著語言學和符號學等在設計學科中的應用，針對文化整合的理性分析則更為重要。
就現代中式展柜中文化整合的特點，引入類型學的設計方式以解決傳統與現代、中式與西式展柜文化的整合問題。類型學的分析方式本就是人類思維方式中最基本的理性分析方式，而且對于任何事物都存在相應的類型，展柜也不例外。自古以來，人們就應用各種方式對展柜的品類、屬性和風格特征加以類型化，這也就構成了文化分析的基本特征。在類型學看來，特定的展柜類型與某種形式和生活方式相聯系，盡管具體形狀在各個社會中極不相同，卻構成了展柜的基礎，這個事實已為理論和實踐所證明。引入類型學，主要應用其理性分析的方式，旨在從紛繁雜多的傳統展柜形式中獲取抽象的、本質的構形原則，即“先于形式且構成形式的邏輯原則”，以此作為承繼和延伸傳統展柜文化的原型參照，結合具體的形式表現和感性思維創造出適合現代生活方式的新形式。
